王鼎长期在外做官，很少回家，但对乡梓教育等公益事业却非常关心，多次给尧山书院捐款以供开支，又两次捐银千余两，倡办义学，亲撰《创立义学碑记》，免费让贫困儿童上学。为了预防灾荒，他还省吃俭用，多次带头捐款，创办义仓、义田，并请稳妥之人主持办理。一次，其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款稍有犹豫，王鼎立即写信严厉批评：“惟省城捐项，弟所见殊欠老成。此等义举，地方大人惠及寒唆，甚为可感。我家桑梓之谊，如何可以漠视?且前次业已书写，断无中止之理。兄京况原非有余，亦不敢不勉耳!弟当毅然行之i即将兄芥航一项速持省城交足，万勿游移食言。”王鼎持家甚严，一再写信告诫四弟：“吾弟在家务要自守，地方间事万不可管，公事更不可沾，公门更万万不可入。”道光十五年(1835)，68岁的王鼎官至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，儿子王沆从北京回陕西参加乡试，他惟恐儿子利用自己的地位拉关系，一再嘱咐并写信郑重告诫：“七月二十日上省，三场后即回家，至省城时勿见客，尤不可见官长。更嘱董桂(跟随的家人)勿在街上行走，力杜嫌疑，以正身持，是为至要。”在重要处还加圈甚至双圈以引起注意。在王鼎的严格教育下，王沆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，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了举人，后又两次参加会试，于道光二十年(1840)考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
　　道光二十一年(1841)六月十六日，黄河在祥符(今河南开封市)附近决口，淹及5府23州县。七月四日，王鼎奉命偕兵部侍郎慧成前往筹办，并以林则徐富有治河经验，且曾为东河河道总督，熟悉情况，荐留林则徐襄办河工，幸得允准。十二日，自京出发，不时冒雨而行，约在月底前后抵达。
　　初到祥符，大水茫茫，城墙危急。他亲自率兵卒日夜巡护，始保无恙。一些官吏不思治河，借口水势太大，建议迁祥符府治，“以避其冲”。王鼎上疏，分析水情，陈述利害，说“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”，以74岁高龄立下治河军令状：“期以冬春之交，集事不效，愿执其咎。”水患当前，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，进食仍有燕窝。王鼎生气地说：“食以充腹，吃这干什么!”却之不用，并且告诫河督巡抚，要彻底戒除奢侈，杜绝浪费。到了隆冬季节，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猞猁，犹畏严寒，不愿到工地。王鼎年逾七十，却穿着羊皮，每天天不明就来到工地，晚上才回来，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。随员们劝他说：“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何必这样刻苦自己呢?”王鼎叹口气说：“这么大的工程，这些下苦的差役，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，才是真正出力下苦的人啊，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。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，皇帝在宫中睡不安，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，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!”王鼎这些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，民工个个受到感动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，工效成倍提高。
　　大堤合龙的日期快到了，但决口水深十数丈，引河高于决口，水不能泄，有人主张改期合龙，王鼎不同意，说：“不合龙，水口就是我的死所!”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，星宿露餐，八个昼夜没有回自己的寓所，以至积劳成疾。上下同心，众志成城，翌年二月初八大堤按期合龙，“引河亦通畅东注，全黄悉归故道”。数十年后，“豫皖之民，至今德之”。工期仅用了6个月。省银600万两，其“财用之节，成功之速，前此未有也”。王鼎因在工实心实力，经理得宜，赏加太子太师衔。